廬陽書院院長王守一是誰合肥廬陽書院院長 _生活密碼

羊城廬江書院，位于今廣州市越秀區(qū)西湖路流水井29號，是清嘉慶十三年（1808年）由廣肇兩府六十幾房何氏共同出資建造的合族祠。由于其至今仍然保存完好，它不僅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，更成為了廣府何氏的優(yōu)秀文化遺產(chǎn) 。
往日在與宗親們談及《羊城廬江書院全譜》時，偶爾會對里面所載的“某祖某房”的意思所指頗感疑惑，例如“番禺花縣真祖三房”是東莞何真第三個兒子何富的意思嗎？又如蕭崗村太公只有一子，為何卻有“番禺蕭崗三房”？帶著疑惑，筆者且對其“某祖某房”的含義做一番考究，其中如有不當之處，懇請各位不吝指正。
要想弄清上述問題，我們有必要對合族祠的本質(zhì)有所了解。日本學者牧野巽認為，“合族祠是在非常廣大的范圍內(nèi)，以同姓為條件，將血緣關(guān)系不明確的遠在各地的同姓宗族結(jié)合起來的一種組織，是在各宗族的上層構(gòu)造之上建立的象征同姓各宗族團結(jié)的組織。合族祠之所以與普通的宗祠不同，就在于構(gòu)成合族祠的族人，不僅不一定能認可相互間確實的血緣關(guān)系，甚至還在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的同時，利用同姓這一條件，通過對遠祖的祭祀來實現(xiàn)聯(lián)合。【1】”，他的這一定義，基本道出了合族祠的本質(zhì) 。
從本質(zhì)上看，合族祠正是“由數(shù)縣或數(shù)十縣同一姓氏的血緣群體合資捐建，每一地方性宗族也是以‘房’的名義參與。這些同姓各房以‘入主牌位’的方式，捐出一定數(shù)目的金錢，將該房祖宗的牌位供奉在省城的祠堂建筑里。作為捐款的回報，各房子弟不僅可以到祠中居?。?還可以在每年的春秋祭祀時領到胙金。通過共同在省城建立祠堂，形成超越社區(qū)以至地域的社群聯(lián)合體。【2】”
而上述中提到的“房”，也并非傳統(tǒng)家族制度中房的觀念，即兒子相對于父親稱為一房，直接明確地解明了一個家族的內(nèi)在關(guān)系和運作法則【3】，而是通過對遠代共同始祖的供奉，巧妙地援用了“房”的稱謂，每個宗族以“房”自居， “房”之前則冠以所屬鄉(xiāng)鎮(zhèn)或村的名稱。
羊城廬江書院，正是上述合族祠的典型代表。書院創(chuàng)建者們正是以何瑊作為共同始祖，甚至延伸到何氏三鳳、十郎，并試圖以“合廣肇兩郡諸宗族聚處一堂”為由，先后聚集了廣肇兩地一百九十九“房”何氏加入而創(chuàng)立的合族祠。
何氏先輩最初在嘉慶十三年（1808年）買斷金家大屋創(chuàng)建廬江書院時，除了正一所深五進闊四十九桁瓦的正間外，東邊流水井大街還有一進十五桁瓦闊的小屋一連十三間，早期全部租給了別人做住宅。到了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重修的時候，收回了小屋五間，改作了試房。又到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重修的時候，又收回了小屋五間，只剩第一間租給別人做轎房，但東南邊的兩間不知為何被霍家霸占了。
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年（1891年-1894年），書院進行了重建和增建，先是對整座書院進行了改向（由坐南向北改成坐北向南），后又增建了廬江別墅，并增建了試房，最終有“正祠共試房三十九間，六房一間者，一所；四方一間者，四所；余則三房一間者，三十有四所。別墅試房二十六間，其中合五房二間者，三所；四方一間者，二所；兩房一間者，一所；所余則三房一間者，十七所。合共房六十五間，應刻房份名二百房，今合舊新房份共得一百九十九房，尚有空出房份一股在別墅內(nèi)，與大步房、天與房、西隱房同間，仍未有人承認，門口扁石只刻定一房字，以合四房一之數(shù) 。今留下房名未刻，以俟后之來者方將此房石扁刻明房名，與大步等房仝房，不得執(zhí)拗。【4】”
從以上介紹試房的文字可以看出，廬江書院是以試房的形式給各地的參與者分配住所的。其中試房以“間”為單位，而每間試房又劃為固定的若干“房份”，如六房一間、四房一間、三房一間等。而各地的何氏族人又以捐銀的多少來獲得相應的房額，并安排到相應的試房內(nèi) 。例如新會月池祖房、南海追遠堂房、三水伏護榮道祖房各捐了一個房份錢，于是他們被安排到同一間試房內(nèi)；而順德高村捐了三個房份錢，因此他們就獨享一間試房三個房份，稱高村三房；同理順德東馬寧忠孝堂比較有錢，他們捐了六個房份錢，因此獨享一大間試房六個房份。
至于需要捐銀多少才能獲得一個房額，廬江書院全譜沒有明確記載，但我們在順德水藤房加入廬江書院時的情形可以略知一二。按《順德縣水藤堡沙邊鄉(xiāng)厚本堂何氏事略》記載：“我族附入廣州廬江書院，自光緒庚寅始。該書院因重修集款，凡捐銀三佰兩者，得院屋一間，每屋占三房額，由槎仙祖、養(yǎng)政祖、衍源祖各捐銀一佰兩，合為水藤三房，得一屋額。屋在流水井祠內(nèi)，屋門首石刻明‘水藤三房’字樣。凡入主者，分正座、旁座，三房之祖皆正座，另奉廓祖主亦居正座，其余私房祖及子孫入主者亦不少。【5】”由此可見，在光緒重修期間，只要捐銀一百兩，便可獲得一個房份額。
而各時期加入的各房分別為：嘉慶十五年至十八年（1810年-1813年）始建祖祠各房新入和續(xù)入共計86房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重修續(xù)入9房，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重修續(xù)入3房；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年（1891年-1894年）重建和增建續(xù)入101房，合計共199房。
在此，我們有必要再次明確，廬江書院所說的“房”，是在共同認可何瑊為始祖的條件下，通過捐銀入主的方式加入廬江書院的各地何姓宗族的數(shù)量單位，或者更進一步說，它只是書院內(nèi)六十五間試房所劃出來的兩百個名額。因此上述所說的199房，并不等同我們平時所理解的199個家族或宗族。
而同一族人中，可以是以一房或幾房的形式加入書院，甚至加入書院的各房，并不一定代表整個族群的意愿，它有可能只代表捐銀者的意愿，因此各房入主的祖先牌位往往就只跟捐銀者有關(guān)系，遠未達到全族祖先集體供奉的效果。
雖然廬江書院建造時是以“敬宗收族”、“雍穆一堂”、“時展親親之誼”為目的，但實際上主要目的是為來自各地村鎮(zhèn)的同姓族人到廣州城中應考科舉、打官司、交納賦稅以及辦理其他事務時提供落腳點。雖然書院中供奉著各地何氏祖先的牌位，但這些各房祖先之間卻沒法區(qū)分尊卑、次序、昭穆，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于禮不合的，甚至官府亦曾“爰奉乾隆二十九年由江西省卷奉上諭，直省無論州府縣城內(nèi)不準妄聯(lián)姓氏，創(chuàng)立祠宇之例。【6】”來明文禁止合族祠。
因此一些地方何氏大族并沒有參與廬江書院其中，如番禺沙灣留耕堂何氏、番禺大石何氏、東莞萃渙堂何氏、順德上地何氏等，他們本身在省城就有自己的書室、試館，完全可以滿足族中子弟在省城活動的需求，因此沒必要加入到廬江書院中來。
甚至有些人對建立合族祠的做法頗為不屑，如東莞何萃渙堂族譜曾記載“公同榜有香山縣小欖鄉(xiāng)何述忠、述恭兄弟，敘其年譜，始知皆出于宋丞相文縝公之后，欲聚十房子姓建祠于廣州之河南，合祀縝祖以萃汗渙之義。而某公謂世已遠，不可扳附，以燕為詩諷之，是以事從中止而竟弗克成云。【7】”可見東莞和香山的何氏曾想以宋丞相何?為祀祖在廣州建立合族祠，但遭到族人譏笑而沒成功。
又如上文提到的順德水藤何氏，他們本身就有南廓家塾、荊山房試館等在廣州，因此他們早期并沒加入廬江書院，到了光緒年的時候才加入的。
由此，我們大致可以解釋開篇時的疑惑：“番禺花縣真祖三房”并非何真第三個兒子何富的意思，“番禺蕭崗三房”亦非蕭崗太公有三個兒子，這只是他們族人向廬江書院捐了足夠的錢，獲得書院三個房額的意思。（至于花縣真祖，是否指東莞何真，則不在本文探討范圍內(nèi) 。）
而廬江書院的建立，則是封建時代科舉制度下的產(chǎn)物，其通過宗族運作的手段，來達到給族中子弟在省城提供落腳點的目的。而隨著科舉制度的終結(jié)，廬江書院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，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，其存在的意義也逐漸發(fā)生了改變。如今，它正作為何姓族人的文化遺產(chǎn)而被推崇。
高嶺何文富
2021年9月3日
【廬陽書院院長王守一是誰合肥廬陽書院院長】于云南魯?shù)榍屣L園山莊
引征文獻及書目：
【1】錢杭《血緣與地緣之間-歷史上的聯(lián)宗和聯(lián)宗組織》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年第41-42頁引譯自《牧野巽著作集》第六卷。
【2】黃海妍《在城市與鄉(xiāng)村之間-清代以來廣州合族祠研究》三聯(lián)書店出版社 2008年第4頁。
【3】陳其南《房與傳統(tǒng)中國家族制度—兼論西方人類學的中國家族研究》《漢學研究》第3卷第1期 1985年第127頁。
【4】《羊城廬江書院全譜》《重建廬江書院并別墅新圖形記》清光緒二十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刊印本上卷第七頁
【5】《順德縣水藤堡沙邊鄉(xiāng)厚本堂何氏事卷全》民國十二年廣州精華印書局鉛印本第二十三頁
【6】黃海妍《在城市與鄉(xiāng)村之間-清代以來廣州合族祠研究》三聯(lián)書店出版社 2008年第21頁引自吳宗焯昌修、溫仲和總纂《嘉應州志》卷三十二《雜談》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。
【7】《東莞大汾何萃渙堂族譜》《梧日公傳》卷四民國廿六年廣東省東莞縣養(yǎng)和印務局鉛印本第五十三頁
附：羊城廬江書院平面圖

文章插圖
羊城廬江書院平面圖

文章插圖
羊城廬江書院俯視圖（注：該圖片來自網(wǎng)絡）

廬陽書院院長王守一是誰 合肥廬陽書院院長

廬陽書院院長王守一是誰合肥廬陽書院院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