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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長一個孩子，幸福一個家庭，影響一個社會。

編者按：

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將于2021年6月1日起實施。其中首次明確寫入了“學校、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，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、性騷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”。

不過，性教育應該包括哪些內容，在國內仍然面臨巨大爭議。此前，國內性教育工作者多次嘗試推廣性教育，卻因遭到家長和社會反對而被迫停止。在國內大多數學校尚沒有性教育的局面之下，一些人認為應該先在學校為孩子們提供“60分的性教育”，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在公立學校推廣性教育的路徑，轉而選擇民間化商業化的路子推廣“全面的性教育”。

“一千個家長里有一個人反對，學校性教育就沒法干。”性教育學者方剛這樣說。2015年在公立學校推廣性教育“碰壁”之后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性教育路徑，最終決定放棄“普度眾生”，轉而采用收費模式與那千分之一的反對者“割席”。

性教育工作者往往如履薄冰，他們發現精心搭建的大廈常常毀于極少數人的反對，學校性教育因此難逃進進又退退的命運。

2020年10月17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頒布，“性教育”被寫入其中，這是該詞首次進入我國法律。不少人將此視為一個新開端，方剛卻認為學校性教育不能僅僅是“防性侵的教育”，而應該是一種“什么都能講”的賦權型性教育。

努力把性教育送進學校的家長

性教育從來不乏反對者，最難說服的是家長。

“我女兒還小，希望您做老師的不要教給她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”在得知課堂上小學老師給學生科普懷孕知識后，一位家長向老師表示不滿。這件事發生在2020年9月，放在國內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上，不過是一朵小小浪花。

不少家長僅憑感性認知就給性教育投了反對票。不過，也有家長在千方百計地把性教育送進學校，王弘琦就是其中一個。

在浙江生活的王弘琦是一個一年級男孩的爸爸，也是一名賦權型性教育高級講師。他從工程管理轉行做性教育，離不開性教育學者方剛的影響。這幾年，他一直想把性教育送進兒子所在的一所外國語學校。“許多人說性教育進學校是不可能的，我想挑戰挑戰。”他說。

他的挑戰正在接近成功。王弘琦告訴南都采訪人員，作為學生家長，他有機會接觸到學校外聯部的老師，并得到了他們的認可。他們針對六七年級學生共同策劃了一期青春期性教育講座——《青春期那些事兒》，正是這次講座敲開了學校的大門。

原來，該校一位領導也參加了那次講座，他在聽講后對性教育有了新的認識，說要在學校培訓老師，給學生們做性教育。很快，學校成立了性教育小組，王弘琦受邀來給老師們講課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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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弘琦在為家長講授性教育知識。

學校認同了，家長會不會反對？王弘琦早已聽聞性教育進學校最難的就是獲得家長的認可。為了給家長“打預防針”，王弘琦在學校家長群里一面分享性教育理念，一面以家長的身份“幫學校說話”。他參與孩子班級家長委員會競選，擔任宣傳委員。“不能當‘頭’（指家長委員會主任等），否則很多話就沒法說啦！”

為了做好家長工作，王弘琦參與策劃學校每周一次的讀書匯、每月一次的家長課堂，其間家長與專家一起交流孩子養育、非暴力溝通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，當然也涉及性教育的內容，比如有一期家長課堂講的是《做好家庭性教育，養育健康的青少年》，系列的家長讀書匯則會講到《家庭性教育16講》。“讓家長們事前預知，認識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把可能的沖突消化掉。”他說。

王弘琦非常欣賞學校與家長溝通時的態度和做法。他說，學校每次給學生開課都會寫一封信給家長，告訴他們課堂上講的內容，這樣既打消了家長的疑慮，也可以讓家長參與到對孩子的性教育當中。

“多數學校將性教育限定為防性侵教育或生理教育，要求講者把握所謂的“尺度”。不過王弘琦告訴南都，他講課時很放得開。“目前我沒什么顧慮，賦權型性教育的價值觀和學校‘身心兩健’的育人理念是相符合的，學校和家長非常信任我，現在也不會提前審核我的課件。”他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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